历代文人为何编造乾隆身世?乾隆皇帝,爱新觉罗·弘历,是雍正皇帝第四子,雍正十三年,即公元1736年登基,为清代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。乾隆帝即位前为宝亲王。雍正帝登基后就将其秘密立为皇太子,立储诏书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,这也成为以后清朝的定制。雍正帝驾崩后弘历继位,是为乾隆皇帝。
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,执政的六十三年,他在百姓的心目中也一直是明君英主的形象。但是,他一生中制定的政策中也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错误。尤其是乾隆皇帝在位后期重用贪官和|二十年,致使贪污成风,政治腐败,民变蜂起,因此使乾隆皇帝成为有清一朝最具争议性的皇帝。于是,反对乾隆皇帝的呼声日益高涨,而编造乾隆皇帝的身世的文章便应运而生。
纵观乾隆以来的中国历史,第一个站出来编造乾隆身世的是晚清文人王]运,在他所著《湘绮楼文集》中有一篇《今列女传》,说乾隆的生身之母钮祜禄氏,老家在承德,家道贫苦,没有仆人,十三岁时到北京混入姐妹群中入选秀女,被分到雍亲王府当使唤丫头,后来竟生下了弘历。这与《清史实录》记载的乾隆生母、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家世大相径庭。《清史实录》说钮祜禄氏“毓质名门”,就是出身于满洲著名世家,而王]运却说钮祜禄氏“家贫无奴婢”。他的这一说法虽颇有传奇色彩,但也是靠不住的。
在清朝,选秀女的制度是非常严格的,现从清宫《钦定宫中现行则例》中可以看到,当时清宫一些严格的规定。清宫的门卫制度更是森严,怎么可能让承德当地一个女子随随便便混进宫去呢?王运曾入幕曾国藩身边,交游很广,他有可能听到一点宫闱秘闻。他的记载并没有否定钮祜禄氏是乾隆生母,只是说她母亲家在热河承德城中,后来入选秀女,分在雍邸,诞育乾隆,有一番传奇经历而已。值得注意的是,王运把钮祜禄氏与热河承德联系在了一起,因此,这给了后来编造乾隆生母是热河女子提供了难得的铺垫性的资料。
果然,在王运之后,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跳出来说,乾隆生母是一位热河的汉家女子。1922年初,胡适在香山双清别墅听熊希龄讲典故。熊希龄在窗淅淅沥沥的春雨中,讲述着这个皇子和民女宫外恋情的故事胡适听得十分入迷。熊希龄告诉他说,他过去在热河时,见到行宫内“东宫”的前面有座矮屋,上盖茅草。而“东宫”是弘历当太子时所居之地。为什么会有如此不伦不类的茅草房子呢?他感到很奇怪,就到处找人打听,但行宫内外谁也讲不出此中的缘故。最后寻到一个八十多岁的“老宫役”,他能道此中之奥妙。
胡适在1922年4月2日的日记中记下了熊希龄讲的这个故事:乾隆皇帝的生母为南方人,外号叫“傻大姐”,随其家人到热河来生活。当时朝廷选秀女,临时缺了一名,遂把她列入充数。后来太子病重,“傻大姐”服侍得最为勤快,四十余日衣不解带,太子非常感动,病愈后便与她发生了性关系。她后来在一个茅棚内生一子,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。
从这个故事中不难看出,有关乾隆生母的传闻在衍变的过程中发生了质的变化,乾隆的生母已经从承德的“贫家女”变成了南方汉人“傻大姐”。而至于这个“傻大姐”姓啥名谁,胡适没有记,大概是熊希龄没有说。但是,很快就有人出来说,乾隆生母姓李,不过不傻,而是个长得奇丑
乾隆帝平定了什么叛乱?多尔衮有没有谋逆
顺治定性多尔衮为谋逆 为何乾隆却执意要为他平反?小编为大家带来相关内容,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。
多尔衮去世后的短短1个多月中,享受了过山车般的待遇,先是被追尊为大清的“成宗义皇帝”,后却因“潜置龙袍于棺内”,被人控告谋逆,不仅被剥夺了包括“义皇帝”在内的一切封典,还被掘墓毁棺。以中国传统观念来看,可谓死后不得安宁。
顺治给多尔衮的行为定性为“大逆”,基本上算是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,然而对多尔衮此人的争议一直存在。比如顺治十二年(1655年),有官员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劳,意图为其平反,在当时遭到了清朝官方的打压。
由于对多尔衮功过的争议比较大,所以长期以来,清朝官方的做法都是尊重顺治朝的历史定论,康熙、雍正两位皇帝,都没有去触碰这个敏感问题。直到乾隆年间,乾隆皇帝才旧事重提,要为多尔衮的“历史冤案”翻案。
乾隆四十三年(1778年),当时已经68岁的乾隆皇帝下诏:
“命追复睿亲王封爵。……并予配享。……朕以为应加恩复还睿亲王封号,追谥曰忠,补入玉牒,并令补继袭封。照亲王园寝制度,修其茔墓,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。其原传尚有未经详叙者,并交国史馆,恭照实录所载,敬谨辑录,添补宗室王公功绩传,用昭彰阐宗勋至意。”
乾隆这道诏书,虽然没有诏复多尔衮的义皇帝身份,但恢复了他睿亲王的封爵,并按照惯例赐予谥号,而且这个谥号叫“忠”,听起来还有些打顺治皇帝的脸。而乾隆为多尔衮翻案的理由,主要有下面这三条。
第一,还是功劳的问题。“当开国时,(多尔衮)首先统众入关,扫荡贼氛,肃清宫禁。分遣诸王追歼流寇,抚定疆陲。一切创制规模,皆所经画。寻即奉迎世祖车驾入都,定国开基,以成一统之业,厥功最著。”这样一位对清朝有开创之功的人,死后没有封赏,搞得这么寒碜,非待功臣之道,会令人寒心。
第二,多尔衮生前从未有过叛逆迹象。顺治指出所谓多尔衮叛逆的证据,无非是私自往棺木里塞了件龙袍。如果多尔衮真的想反,生前有的是机会,可恰恰相反,有人劝多尔衮自己上位时,多尔衮从来不理睬,还说:“太宗恩育予躬,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,盖深信诸子之成立,惟予能成立之。”把辅佐顺治当成自己的使命。这也是乾隆补授多尔衮谥号为“忠”的原因。
第三,乾隆认为给多尔衮定罪,不是顺治的本意,而是受到了奸臣的蛊惑。乾隆说:“其时我世祖章皇帝,实尚在冲龄,未尝亲政也。”这句话有点倚老卖老的意思。虽然顺治是他曾祖父,但乾隆觉得当时顺治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孩,做的决定有些不理性的因素在里面,所以乾隆才要拨乱反正,恢复多尔衮的名誉。
在传统观念中,臣议君,子议父,是比较容易犯忌讳的。擅自推翻前任皇帝的决定,有不忠不孝的嫌疑,所以康熙和雍正都没敢去做这件事。那为什么乾隆要去给多尔衮翻案呢?没有办法,也是为了国家的长远稳定发展。
所谓乱世用兵,盛世修史,乾隆中期正是清朝国力最鼎盛的时候。此时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总结评价,既是时代的任务,也是历史的机遇。若不趁此机会解决好这些问题,久而久之思想就会出现混乱,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。
比如清朝为满人立国,“蛮夷”是否有资格统治华夏?乾隆修了《四库全书》,旨在证明满人不是蛮夷,同样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。比如明末时为大明守节和投降清朝的大臣,应当如何评价?乾隆又命人修撰了《贰臣传》,来缓和满汉矛盾,加强团结。
既然乾隆要重新对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重新评价,把历史的解释权牢牢握在手中,好让大家不要再纠结这些历史问题,统一思想向前看,那么多尔衮的定评便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,所以乾隆才不惜当了一回顺治的“不肖子孙”,重新对睿亲王多尔衮的一生功过给予了客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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